近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与工众网研究中心联合发布《农民工就业趋势报告》。该报告指出，与此前的农民工就业相比，目前农民工就业“短工化”趋势愈演愈烈，农民工每份工作的平均持续时间还不到2年。2000年初次就业的农民工平均每份工作持续3.8年，但2008年就业的农民工每份工作只持续1.4年。

　　为什么2008年初次就业的农民工会比2000年就业的农民工的“短工化”更加明显?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越年轻的群体比年长者对工作的要求可能会更高，因此一旦目前的工作不如意或者有了更好的工作岗位，就会从原来的工作岗位辞职。事实上，这个现象并不仅仅限于新生代农民工，在非农民工群体也有所呈现。

　　比如在2004年，上海职业介绍中心的一份调查显示，上海25岁以下的求职者中一个月内重新择业的比例高达32.2%，三个月内找过工作的占53.3%.报道该现象的新华网甚至用“上海年轻人的跳槽频率已经到了惊人的地步”来形容这个现象。

　　由此可见，年轻人比年长者更加容易跳槽，更容易出现“短工化”可能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而非农民工阶层独有。但是，农民工倒是有个现象迥异于城市工人，那就是农民工的就业场所比城市居民要更广。有的农民工可能在一年之中会在多个城市就业，这一点在城市居民中是不可想象的。绝大多数城市居民会固定在一个城市就业，而不是在多个城市中选择。当然，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农民工在城市里是无根基阶层，迁移成本比较低，在不同城市中漂泊的现象也就很自然地产生于农民工群体。

　　在现代商业社会，“短工化”的现象并不可怕，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社会进步的标志。现在的年轻人谁也无法想象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人一辈子都在一个机构就业，在一个机构中生老病死。据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教授斯蒂文斯的研究，一个人一生从事七份工作。而据美国劳工部统计局经济学家彼雷特的一项始于1979年、共有10000名14至22岁的美国人接受的调查表明，这些调查对象在18至42周岁之间每人平均从事过10.8份工作。

　　如果以此标准作为参照物，那么我们不必为中国农民工的“短工化”现象忧心忡忡，甚至要肯定这种现象，与那些数十年如一日在一个机构工作的员工相比“短工化”意味着现代的新农民工比第一代进城的农民工在对职业预期上有了更高的目标，同时体现为是对自身能力的自信。

　　当然，简单地说现代农民工比传统的农民工更加自信也无多大意义。他们之所以能够自信，是因为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发生了变化，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深刻地影响了劳动力市场中的劳资力量对比，因此现代的农民工能够比他们的上一代更能“短工化”。

　　历经了三十多年的经济发展，中国的经济总量和质量都有了大的提升，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就业岗位也比以往更为丰富，这使得新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择业更为从容。相比较而言，老一代农民工的就业选择比较单一，随着第三产业的发展，劳工的就业面就越来越广，选择也越来越大。

　　尤其是实施了三十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中国的劳动力在供给上越来越稀缺，以前多个工人竞争一个岗位的现象在很多地方已经被“用工荒”所代替。在这个背景下，农民工的“短工化”自然会越来越严重。而且，这些农民工所从事的职业在某种程度上是属于他们独有，而不会有另外的人群来竞争———城市居民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很少愿意去从事“酒店服务员”等看起来简单而枯燥的工作。

　　作为享受中国经济奇迹而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农民工，他们的视野和预期都迥异于他们的前辈，再加上“人口红利”的消失，“短工化”现象也就在所难免。很明显，用人单位，而不是农民工是这现象的最大受害者，谁都知道员工流动过于频繁会影响企业的效率。当然，解决“短工化”现象的钥匙不在农民工手里，而是取决于用人单位。

　　如何应对这个现象，看看其离职原因吧。这份报告指出，64.28%的男性农民工和56.54%的女性农民工是因为对公司条件不满意而离职。看来，用人单位在这个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当然，如果有企业可以通过加强其内部管理而应对“短工化”，那就另当别论———市场竞争的胜利者永远属于能够面对这一挑战的强者。不过，我们更需铭记的是，人越来越贵了，人口红利已经是一去不复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