层层下达“指标”，搞各种名目的考评和排名，是有些政府部门惯用的激励手段，司法机关也概莫能外。不可否认，这一做法可通过量化的考核提升工作效能。可一旦上升到政绩层面予以突出衡量，便势必带来负面影响，不仅干扰日常工作，浪费行政成本，还会助长弄虚作假歪风，甚至罔顾法治理念，铸成冤假错案。

　　半年前曝光的浙江叔侄强奸杀人冤案，其始作俑者就是公安机关推行的破案率排名。痛定思痛后，浙江省公安厅及时取消了打防控考核和综合考评及破案率等排名，把更多精力放到优化执法质量考核和强化民警能力素质上来。然而遗憾的是，即使在公安部今年6月下发通知，要求严禁下达“发案数”、“破案率”等不科学、不合理的考评指标后，浙江警方这一纠错办法也没有被更多地方复制，以至于后来又不断曝出冤假错案。

　　众所周知，一个地区一定时期的刑事发案数和破案率往往有一个相对的恒定水平，如果背离了办案规律和科学常识人为规定发案、破案等指标，还要据此论功行赏，势必使执法人员在数据上做手脚、搞平衡，增加刑讯逼供、办错案假案的巨大风险。法院制定同期结案率的目的在于减少存案，提高办案效率，若机械理解和庸俗追求数字定会出现人为控案的弊端。当合法手段难以完成种种考核任务时，漠视法律、违法办案的现象自然纷纷抬头。

　　司法领域大量存在的“数字化管理”，初衷良善，也有立竿见影之效，但这把双刃剑操之不慎，必伤无辜，有损司法公信。浙江警方摈弃不切实际地下指标、搞排名的做法，得到了河南、江西等地的积极跟进，必将引发更强的正效应。而上海高院率先在审判管理方面不唯指标和排名的积极探索，意义尤为深远。希望更多司法机关都能够摈弃“懒政”思维，让“司法排行榜”早日退场，使业务管理和社会治理纳入法治化、常态化的轨道，才能“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